“人才引进”，一张入场券

多位青年教师谈及自己的困境时，指向自己在国内的学缘关系脆弱，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国外完成硕博训练的。基于此，在一些科研人员看来，自己已经积累了一些“还算不错的成果”，“再努力一把”，就能通过申请“人才帽子”，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方式迅速积累学术资本，在国内展开科研会更顺利。近年来，如海外“优青”项目这类讨论度颇高，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21年新开设的人才项目。对申请者要求3年以上海外经历，从去年起，着重强调“博士后”的工作经历。

近日，许多海外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准备2025年海优项目的申请。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进入高校初期，如果启动经费较少或者没有，初始科研推进会十分困难。“人才帽子”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一困境，稳定的经费投入意味着连续不间断的科研产出，也意味着设备、实验室、招生和晋升都有了保障。《知识分子》访问了一位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教授，他在2009年受邀回国。在他看来，自己当时的处境比今天的海归青年教师好了许多，“当时资源相对多一些，人却没那么多。”即使这样，回国五年后，他的启动经费即将告罄，“当时又有大量的老师们回来了，他们迫切需要经费启动工作。我也不好意思再从学校争得额外支持了。”

幸运的是，次年他申请到一个市级的人才项目，共计1500万的经费支持。他此后大胆尝试新方向，建立新的交叉研究，大都受益于此。诸多高校以醒目的高福利、高薪酬作为重要谈判筹码吸引人才。但也有一些海归青年教师提到，人才引进政策中承诺的内容滞后甚至一直没有兑现，实验场所、设备和员工招聘并不匹配。2019年，常宁拿到了国家“青年千人”，当时他作为省人才被引进一所西部“双非”高校。他在美国做博后，曾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0余篇。按照协议，除了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0万科研经费外，学校原本承诺1:1进行配套，但直到他离开，学校都没有兑现配套经费的承诺。

由于诸多限制和资源获取不畅，他的学术进展也并不顺利。根据政策，拿到人才称号三年内不能变更，常宁在工作第五年申请离职，被要求含税全额退还住房补贴150万，以及省“人才激励”50万元，共计200万。在他离职近一年后，前单位又发来通知，说算错了钱，他还需要再补交50万。谈到新的工作，常宁语气振奋，“新的课题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最近也有让人非常兴奋的数据”。但提到家人，他明显少了些底气。妻子至今心有余悸，担心再有变故。上一次，常宁说服她从深圳搬去那个西部城市，买了房打算长久安居。但因为他的离职，家人不得不配合随之迁移，在新的城市背负债务重新开始。

对于常宁来说，最让他可惜的是被耽误的五年时间，这是一个科研人员最宝贵的黄金期。他只能更加努力，把失去的时间一点点拼回来。除了政策内容滞后，朝令夕改等问题外，“人才帽子”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相比人才项目支持引进的教师，普通海归教师明显感受到薪酬待遇的重大落差。除此外，李弈嬴在书中指出，即使同为人才项目引进，由于政策调整变动，“相邻两到三年回来的海归教师差别待遇也很明显。甚至较早回国的教师认为学术贡献与待遇倒挂，回来的越早待遇越差”。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梁帅在论文中谈及“人才帽子”的异化，高校以帽取人”的做法导致有潜力的青年学者 “不敢回” “不想回” “回不来”；“人才帽子”评审缺少对教学能力、培养学生能力的考察，但“人才帽子”是利用论文数量来评人。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人才帽子”挤占了未获人才项目支持教师的资源和空间，造成了科研人员之间的分化。人才培养的“起点”变成了“终点”，起点的落选者在随后的追逐中逐渐败退，就此沉沦。

今天，我们目睹的一个现实是，扩招背景下，本土博士毕业人数持续增长，回流留学人才亦在增多，考核标准和晋升条件都水涨船高，高校教师需求和供给关系变成了“买方市场”，高校设置层层入职门槛。一些本土毕业的博士为了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本，有人试图通过海外博士后的经历，获得“人才帽子”回国发展。也有一些海归博士一再降低标准，为了避免“非升即走”，前往高职院校或者民办大学，“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为，就此成为学术圈的边缘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首先厘清的是，高校为什么需要海归青年人才，以及高校需要怎样的海归人才？

《校长视角下的高校海归教师作用发挥状况分析》的作者访谈了20所中国大学的校长，大家普遍提及，引入海归教师是推进学校国际化、建设一流大学的必选之策，这些海归老师被认为能够“在最短时间把最新的成果带进来教给学生, 把海外好的团队带回来, 把好的团队的运转方式和研究成果带回来”。校长们一直强调海归教师的科研水平和能力。这份2019年的研究提到，激烈竞争的背景下，“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大学聘用海归教师的标准、要求和期望都在提高。校长们更倾向有海外实践经历的教师；也有人明确指出要求QS100以内的博士毕业生；有人只考虑欧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海归。那时，研究者还引述介绍，“地方院校校长表示只要求能聘到正规的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博士, 国别和排名都不重要。”

两年后，一些985高校明确告诉求职者，已经不再招收讲师。多位求职者引用了部分院校的招聘要求，一些高校除了学校排名和国别之外，对求职者的论文数量和发刊特别提出要求，还提出“至少1-2篇大子刊”的要求（对于不同学科来说，发大子刊的难度不一样）。一些地区近年来甚至明确拒绝了来自东南亚和韩国的博士。这一政策背后，一部分来自早年的一些案例，致使东南亚博士被称为“水博”。2022年，邵阳学院花费1800多万元引进23名菲律宾亚当森大学哲学博士。随后，“东南亚博士”一度被推至风口浪尖。甚至一些东南亚高校被曝出“存在中文写作、中文答辩”的现象。

但“一刀切”的政策同样造成了误伤。以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为例，这所高校QS排名211，其毕业生也同样被国内部分高校拒之门外，忽略了学生和高校本身的质量和水平。在此间，高校作为“买方市场”掌握极大话语权，求职者无从申诉。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求职者的议价能力上。一些高校原本承诺了副高职称，等到准备落实时，变成了“副教授”待遇，“实际上还是讲师”。也有高校试图劝服即将入职的海外博士进校做博士后，并承诺“有极大的留校可能”。这一幕似曾相识。

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中，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界提供的终身教职远少于非终身教职，学术界变得“零工化”，作者说，“最关键的是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和福利少得可怜，每学期都必将经历职业不安感”。今天，宏观世界的变化让一切变得更不确定。许多国家相继抬高留学审查门槛，机构、大学、院系参与其中。还有一些海外高校由于财政问题宣布关闭。许多年轻的学者尚处于科研生涯的早期，他们还未完成必要的跨国学术和资本积累，就被洪流席卷，匆匆进行选择。“我并不惧怕竞争，”侯琳说，她享受公平透明的竞争，但她惧怕“成为可消耗的资源”，在所有潜能还未被充分发掘时，就被时代的浪潮和功利的评价体系湮没得踪影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