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新一代“战略科学家”

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其发布的《2018年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中首次指出，中国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超越美国，跃居全球首位。听到这一喜讯，多位科学家却表示担心。他们所担心的，是数论文式的科研评价体系，对整个科研生态的误导。

在论文的数量、引用量上，中国已经逐渐追及甚至超过部分科技强国，但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仍然不足。2024年斯坦福大学的全球前2%科学家职业生涯影响力榜单上，前1000名中有16位学者来自中国，入选前百的更是只有一位。

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顶级科技奖项的检验，更是体现出中国当下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的成色不足。如果说引用数量和影响因子体现的是研究的热度和影响力，诺奖等国际顶级科技奖关注的则是科技之树的主干和关键节点，没有它们，后续的研究都无从说起。只看论文的数量和引用数，中国科技发展显得枝繁叶茂，但很多成果仍然生长在别人家的主干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急切呼唤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的成长，呼唤新一代“战略科学家”的诞生。

韩启德介绍，“战略科学家”往往在科技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发挥引领作用，如新中国重要科技发展期的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周光召等。他们正是为新中国种下科技之树的一群人。无论中外，战略科学家的养成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少战略科学家都是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在重大科技项目中承担重要任务，因此，需要尽早在青年科技人才中选拔，在实践中长期磨练。截至2022年，中国的科研人员总量已经超过600万人年，多年保持世界首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22》则显示，中国当下科技人力资源40岁以下的比例超过71%，未来可能超过80%。

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年龄结构年轻的科研队伍里，不会缺乏潜在的“青年钱学森”，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去识别和选拔这些有创新潜质的人才。“近年来，国家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关注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也为青年科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出了更高的目标。”韩启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