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这么用功， 而现在的大学生进校后就不想用功了？

如果我们再来检视七七级的求学史，就会发现只需两个字就能刻画他们的求学之路，那就是“刻苦”。固然，西南联大时代的学生读书也很刻苦，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伴随着饥寒交迫的贫困，于是出现了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学生“报纸当被盖”的悲苦情景，连挂名校长蒋介石都不忍目视，马上下令发放军用大衣御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生，一般不会比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生更加清贫，但作为七七级中的一员，我丝毫不怀疑我们当年读书的刻苦，不亚于早我们四十年的学长。这种刻苦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人甚至倒贴了健康这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为何我的同班同学黄卫华虽然已记不清政治辅导员邱增煌老师为我们干了哪些实事，却记得“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从教室拉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

虽然我当年还不是那种“读书不要命”的家伙，但天天都能看到每日清晨起得特别早、夜晚睡得特别迟的读书“苦行僧”。他们晨曦吟诵、挑灯夜思。我们比古代人多了现代的照明工具，古人只有油灯帮助夜读，穷得连油灯也没有的可以偷隔壁人家的——凿壁偷光，或者自制自然灯具——囊萤映雪，七七级的大学生有手电筒。于是一些人的床上到了晚间十点以后出现了白色的光柱，就好像战争片中的敌军探照灯照进了宿舍一样。

比起其他的宿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宿舍没有发现过探照灯。大概他们把列宁的一句名言“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记得很清楚。但我在第一学期与一直用功的老三届何炳生同在本系计算技术班共寝一室时，却惊讶地发现几束光柱不断闪现。那时计算技术和计算数学两专业的同学共修同一门难课数学分析，前者的数学功底平均稍逊于后者，故只好用“以勤补拙”的笨法子了。

在那群刻苦的77级学生中，有极端用功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认识一位本校七七级哲学系的学生，他真是个读书不要命的好汉，我和他有过一次愉快的交流，深为其远大的志向和不俗的谈吐所吸引。他看上去是个不折不扣才高八斗的秀才，思维敏锐，语速飞快。那时的他每天除了大量地读书，就是早晨高强度地长跑。但微薄的助学金支持不了他那急需蛋白质滋补的瘦弱躯体和不停运转的大脑，更何况，他在苏北泰州的家里还有两个孩儿需要营养。尽管他曾立下宏愿，“书写中国新诗的历史非我莫属”，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刚刚大学毕业，就因肝癌一病不起。

尽管“物极必反”容易“悲歌一曲”，七七级的整体性超级用功，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深得老师赞许，无愧那个时代。他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代英才、读书种子、祖国希望。他们在文化知识的茫茫沙漠中自强不息、寻找水源，拯救自己，从而奠定了学成后为祖国贡献才华的基础。他们经历过政治的残酷，世态的炎凉；他们饱尝过失学的痛苦，生活的不公。于是，一旦被国家通过正规考试录取之际，他们身上已经积蓄十年的学习热忱，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他们获得大学入场券后，并非像今日许多大学新生那样反而开始厌恶读书，而是整个心思只放在发奋读书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毛主席勉励小学生的题词，用在七七级大学生的身上十分贴切，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每天学习不止，天天看到进步。

为什么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这么用功，而现在的大学生进校后就不想用功了？这里有许多因素。我想其中有一个因素很关键。那时中国社会刚从混沌无序的十年浩劫中解脱出来，人民大众刚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中解放出来。深感知识贫乏的我们，如同刚从无边的沙漠中走出来，一见到一片绿洲上的小小溪流，马上两眼冒光，狂奔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痛饮一气。如果一个人对某一样东西有严重的缺乏，当机遇降临可以通过努力获取它时，就会以满腔的热情，巨大的干劲，想方设法、全力以赴地去获取它、得到它、拥有它。这种感觉，这种渴求，我一生中至少遇到两次。

第一次是我高中毕业前的最后那个学期，即1972年的秋季学期，一股“教育回潮风”开始刮起，到处都有议论说大学又要招生了。我们的老师最激动了，因为他们好些年都没有教过二次曲线、加速度或克当量这些正规高中教育里的标准概念，再不教连他们自己可能都要忘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刻钢板印讲义，将这些经典的数理化知识填入我们几乎算得上白板的大脑。

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新鲜内容，回到家翻到大姐“文革”前上初中时做得整整齐齐的几何证明题，我恨不能马上把这些东西全部吞下肚里。因为有了比较，看到差距，自尊心跳个不停，求知欲压倒一切。那个学期，我班同学学到的数理化知识比前面三个学期的总和还要多。就我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我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毕业后一定拿下高中数理化的全部知识。这导致我第二年春天读完了18本“文革”前的高中三年教科书，它们成了我最终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一点资本。

我第二次的读书激情是在南京大学产生的。刚进校，我马上被班上浓厚的学习气氛所笼罩，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状态，恨不得每天变成二十五小时。其实在进校后最开始的那一两周，我被周围厉害的同学吓坏了，他们在读书方面各都有各的妙招，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不足甚至渺小，人都瘦了一圈，让来南京给我送东西的家兄大吃一惊，甚为关切。当然这种恐惧心理只存在了几天，就被融入同学们学习热情的巨浪冲走了。几年间，坚持不懈的刻苦用功，概念为主的循序渐进，加上有效方法的鼎力相助，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越学越兴奋，越学越爱学。

反观这些年的大学新生，他们不像我们出身“三教九流”，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才熬到“枯木逢春”之时，而是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条龙十五年，按部就班地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读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