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照理说他们和“文革”前十七年的大学生一个样，高中毕业顺理成章考大学，进了大学后理应坚持学习不动摇，但为什么这两个时代的大学生对学习的热情相差这么大呢？我想一个原因是，“文革”前的初等教育，是比较符合教育的规律的。首先没人会鼓吹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那个时候没人超前念书，除了极个别的像美国神童数学家维纳(Robert Wiener，1894-1964)这样的天才另当别论。那个时代的父母都比较尊重孩子，少有拔苗助长等不切实际的做法。这样孩子高兴，父母省心。那些天资不错又有理想和恒心的子女，自然能考上大学。虽然绝大多数的高中生将永远是高中毕业生，但他们在各行各业也尽力而为地工作，单位放心，自己舒心。那些进入了大学的佼佼者，学习的劲头依然高涨，大学时光过得十分充实。这是一种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过程。

但今日的情形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随着社会的变迁，代际不平等、阶层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象突出存在，教育的功能无形中增加了与它的初衷没有逻辑关系的一项额外要求——社会等级的阶梯上升。读书和学位是为了提升社会阶层，做“人上人”，而顺利到达彼岸的最优途径就是考进名校，于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出炉了。继而各种补习班、提高班、才艺班如雨后春笋，也耗去了父母三分之一或更多的收入。在父母为孩子设计的未来计划中，最苦的还是孩子。他们学到十八周岁，求知的欲望稳步达到从幼儿园以来的最小值。进了大学后——现在进大学是不难的，难的是进所谓的双一流大学——他们真的是不想念书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根本不应该抱怨这些年轻的一代。如果他们也生活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文革”中受苦受难，在愚昧中苦苦挣扎，中学时代无书可读，甚至流浪大街小巷，父母自己都岌岌可危，没人为他们设计未来，那么，一旦“拨开乌云见太阳”，大学之门重打开，进了大学后他们也会完全和我们一样：十年蹉跎泪汪汪，一心扑在读书上。因此，所谓的“七七、七八现象”只是时代的缩影，“时势造英雄”，是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七七、七八级的一批英雄好汉，而不是他们创造了那个时代。任何人在那个时代都能创造奇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反过来，我们要唤醒新一代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我们要增加他们对新现象的好奇心，我们要推动他们对创造性思维的追求，我们要激发出他们对全人类的责任感。除了可以考虑给他们展示高等教育历史上的巨幅画面，让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鼓舞他们，让“七七、七八现象”激励他们外，更重要的是要彻底消除导致他们厌恶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重塑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民众心目中的合理位置。

我的同学蒋珉，是我班将应用数学、计算数学的知识活学活用于工程技术、金融和实业投资的一位先锋模范。他通过读书、工作四十年的实践，总结出几条可供后人参考的经验体会，这里我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对年轻人的三项谆谆告诫：

第一，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第二，学习方法是重要的；
第三，终生学习是应该的。

从恢复高考三十年的2007年至今十七年来，社会和媒体关于1977年高考和七七级学生的回顾、评价络绎不绝。在纪念高考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江苏省的《扬子晚报》甚至用整版的篇幅列出了南京大学所有七七、七八级学生的名单，这让我在回忆南大系列文章的第一篇《1977年高考，我们考进了南京大学数学系，回忆当年的“神仙打架”》的开头，就能数出母校各系招收七七级新生的精确人数。关于七七级的电视连续剧也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这些报道、随笔和文艺作品，描绘了七七、七八级大学生高考前后的人生轨迹、成长历史，令读者为之动容，但也容易给七七级的大学生先驱们披上了太多的荣耀和光环。正如北京大学的一位著名文学教授所言，对西南联大奇迹的过分渲染，反而使人有不真实之感。同样的，对七七、七八两届学生的过分推崇，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求真原则。作为“话说‘七七’”一文的最后几段，也作为“南大数学七七级”系列文章的“闭幕式”，我们以“七七级的短处”来结束“一个数学班级的历史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