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遗憾

七七级留给我们的遗憾有哪些呢？我们从中又能获取什么教训呢？

我马上想到的七七级的第一个弱点就是普遍的“知识贫乏”。这里所说的“知识”并非指与专业相关的“专业知识”，而是与人生有关的广博知识。学理工科的学生中，虽不乏像我同班同学、七七级高考江苏语文状元冒荣及部分老三届那样的“通才”，因为他们获得过五六年系统完整的中学教育，早已在进大学前就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知识比较全面，并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但其他大部分更年轻一辈的，则由于“文革”导致的学习条件限制，文史哲知识先天不足，更没有练就一身的写作功夫。以我为例，读大学前，我虽然读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对世界历史学得更少，地理知识只知皮毛，因为中学时代这样的课都不存在，完全靠平时的“随机读书”而获得一鳞半爪的知识。我未能像同学张砚凝那样走遍全世界，原因之一或许就是我的地理知识比他少得多！对于文科学生，情况依然不妙。固然七七级的文科生进校前后在人文领域内下过苦功，但是他们大量偏科，科学的训练几乎为零，微积分学几乎未碰，理工的术语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很少见到像美国科学记者格莱克(James Gleick，1955-) 那样文理俱佳的写作高手；他写出了入围普利策奖的百万册畅销书《混沌：开创一门新科学》(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然而，我们却听说过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科学知识几乎为零的笑话。我读过冒荣充满逻辑推理论据充足的教育论文章，比那些人文社会学科出身的“教育名家”的作品科学性强得多了。事实上大部分文、理、工科出身的人在后来漫长的人生追求中，都深深地体会到精神发育不均衡、营养不全面的苦楚。其实，这些缺陷不是七七级独有的，直到现在，理科生不会写作，文科生不懂推理，已成中国高等教育之弊端也。只不过七七、七八级所代表的那一代，初等教育阶段没有现在的学生学得那么完整，不像当今的考生那样数学公式倒背如流，历史事件、地理知识如数家珍。

这就是为何我在美国的中国同学中有人不知秦朝的“秦”字如何书写，他就成长于七七级。如果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学友，就不会出这个洋相了，因为同学盛秦可以教教他；可能他会写出三国中魏国的“魏”字，因为他认识我另一个同学魏木生，但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写出魏国首领曹操的字了，他无法与曹孟德同学。他的专业水准并不太弱，经常回国到处讲学开课。国内大学、研究所聘用海外学子时，是不会考核对方的语言写作能力的，因为个人履历表上照常不列出这些。美国也是一样，但是美国不列这些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的大学招生已经把母语写作、人文训练放在最高的要求上，而且进了大学，无论你的志愿是学理还是学文，第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全泡在人文阅读中，一名硕士或者博士的母语能力、人文素养已经不在话下了。你如果不信，请看下面真实的例子。

我的一个亲戚十五年前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数学。哥大的人文课程设置在美国最负盛名，当时它的一套人文科学核心课程，共有6门，其中有的一门要学两个学期。他的大一年级，除了上了一个微积分提高班（因为他在高中已经修完“AP微积分”，并考了5分这一评分制中的最高分），身心全部放在人文核心课程中了。那一年他常在亚马逊网站购买人文经典作品，什么古希腊荷马史诗、三大悲剧、笛卡尔的哲学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都要读。天哪，他的专业可是数学呀，而不是文学或哲学。可是西方人坚持认为，不通人文的数学家是个跛足之徒。

反观国内，比如在我们那个时代，数学系和其他理科系的学生一样，除了政治课，并没有其他人文课程。最受欢迎的政治课是中共党史，因为它是一个领导我们事业的坚强政治团体不断胜利的光荣历史。历史总是故事多多引人入胜的，那时我们上课时能专心听讲而非在课桌下偷看数学或英文的政治课就是党史课了。2019年3月当我听到当年的党史老师王德宝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心中一阵难过。这些政治课几乎是校方给我们提供的唯一人文课程。本来我们的语文、史地知识极为欠缺，沉重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又逼迫我们全身心投入，看到文科阅览室的牌子虽然心动，却不敢跨进去“浪费”一两个小时。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半残废地大学毕业了，这对后半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只有真正地坚持兴趣大于一切、不囿于专业学习的一小部分人，把握了综合大学文理一家的极大优势，四年中抓住一切机会吸取了不少人文艺术方面的养料，弥补了人生成长期中某个阶段的种种不足。如我班的“二张”——张砚凝和张毅，或我第一学期就读计算技术班的班长兼舍友廖泰安。我和他同在宿舍时，看到的他午休时常常捧住一本外国小说在手，躺在床上看个不停。我也是第一次在他那里知道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 的《九三年》的。他后来一直故意喊我“丁玫”，这两个字与“丁玖”笔画只有细微差别但涵义却截然不同，大概原因是他变得与他所读到的那些西洋人物一样的幽默风趣吧。

幸亏南京大学的匡亚明(1906-1996)校长及时洞察了七七级大学生中人文薄弱的普遍现象，他高瞻远瞩地一声令下，从七八级新生开始开设大学语文公共课。这一英明决策，比武汉大学刘道玉(1933-)校长第一次提出的“学分制”还要意义深远。南京大学的这一创举，远比光喊“创双一流大学”口号更为实际，更能对症下药，更能解决问题，应该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大书一笔。

七七级的第二大缺陷还是语言问题，不过从汉语转到了英语。年龄使得这个问题特别严峻。老三届中那些在十年前的中学学会了俄语发音的人，三十岁时一穷二白地再学英文则难上加难，发出的英文语音肯定保留了曾经好不容易练出来的俄语喉音。现在的中国孩子，家里有钱的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学英文对话（国际幼儿园），一般的孩子也在中文没有完全学好的时候读起了洋文书，哪像我们从二十岁、三十岁时才开始从ABC学起！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班两个出国深造的老三届对此最有体会。何炳生的一生除了精通汉语，还不那么精通地学会了有用的英语、更有用的德语以及几乎无用的俄语，但他所花的代价应该是个接近无穷的大数，几十年来他只能在专业上用简单的英文与洋人交流。魏木生出国前，南京大学数学系请了一个美国教授来演讲，那时系里的老师、学生英文听力普遍很差，因为老魏已经完成了出国英文集训，于是系里请他口译，魏木生在数学上可以傲视群雄，却在英文系数理化教授觉得简单的岗位上出了纰漏，坐在台下的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教授不顾一切地讲下去，而全然无视口译员的存在。

后来出国的我们也常因英文不佳而影响交流。我比老魏年轻十岁，学英文应该比他轻松一点，但是我也难以从先天的语言缺陷中突围而出。我的英文听力一直拖我的后腿，甚至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那一天，我居然没有听懂一位美国教授的问题，急得我的导师李天岩(1945-2020)教授用中文复述了一遍，这大概是天下奇闻了。那一年，一位年轻有为的助理教授候选人杜强来我系面试。他是中国科技大八〇级的本科生，1988年在我大学同学巫孝南正在读博士的那个系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他才二十五周岁，一场面试演讲显示出他在海外中国学人中超群的英语能力。他发音之准确、演说之流利，可能直逼1979年访美时英文说得让美国人震惊的钱钟书。我们几个比他大了好几岁但还是博士研究生的师兄弟，都是七七级的，自愧不如。如果不好好练英文，连找工作都有困难。七七级的弱项在这里暴露无遗。直到现在，还有学生在填写关于我的教学评价表中，毫不留情地留下“听他的英文有困难”的埋怨。幸亏我天生的教书本领部分弥补了我的发音缺失，并帮助我拿到了2004年的全校杰出教学奖。然而，如果我的英文听说水准能够达到杜强教授的那个高度，甚至一半高，我的学术生涯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从十七年前的恢复高考三十年至今，随着围绕当年高考经历、大学求知生活的书籍、文章、电视等的不断涌现，老一辈的人深化了对那批大学生的认识，他们的下一代则惊诧于那个年代的学子对知识大餐吃得如此的“有滋有味”。“七七、七八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今日无法复制的时代符号，但是，没有理由神话七七级，更没有理由崇拜七七级。我们仅仅是得益于恢复高考的一批幸运儿，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风云岁月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比起后来接受了正规初等教育的大学生，我们的基础薄弱，外语从零起步，我们的年龄普遍偏大，我们还带着“文革”浩劫留下的心理烙印，身上残留着特殊年代造成的普遍的性格弱点。不过，虽然我们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我们一直为自己、为国家忘我地苦读，意志是那么的坚强，信念是那么的执着。我们深知时代对我们的召唤，我们不忘祖国对我们的厚望，可以说我们是无愧于时代的一代学子。当年，我们无形中成了全国有志青年向知识进军的参照物；今天，我觉得七七级同学们不畏困难的学习精神也会成为爱好学习的新一代大学生们的“指路明灯”。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恢复高考四十七年，与一年后起始的改革开放同步前行。历史永远是年轻的，但是历史的载体会慢慢老去。我们这一代七七级的学子们，都已步入花甲或古稀之年，但是，我们的心态永远年轻，因为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它也让我们保持年轻态。当下一代的学子，如果能从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那里听到我们的故事，或从我的大学回忆篇章中，读到几十年前的一个数学班级怎样为理想而学习，为事业而奋斗，而对远方的我们注目致敬，我们也算不负此生了。